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主要的内在关联，借助这种关联外在的秩序方有可能得以确立。

首先，恐怖袭击发生在以色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单一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解决纷繁复杂的法律冲突问题。

最后，假如法院认为当事人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则依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44条第1句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68]《唐律疏议》对此解释说：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法律共享理论不是从多个相冲突的法律中选择唯一正确的准据法，而是对与纠纷相关联的各国法律均予以考虑，并从实体的公正性角度按照比例原则考量相关国家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从而实现判决的最合理、最和谐的结果。[97] 本文所提出的三步走方法不仅可适用于本案所涉及的涉外侵权纠纷，同样可适用于涉外婚姻财产制、继承、合同等其他财产纠纷。但是，富尔德法官(Fuld)大胆抛弃了这种机械的冲突规则，转而采用了重力中心地原则，适用了联系更为密切的美国纽约州法律。

美国的冲突法新理论也不例外。二战以来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面临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抛弃它们自己创立和主导的这套体系，转而走向双边主义甚至单边主义，实行以本国为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严重威胁到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前景。【中文关键词】 法律元语言。

后人的解释与论证毋宁是对法律元语言学的补充与完善，任何一种理论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成的形态出现，而需要不断地发展。2.L.W.萨姆纳的概念推演 加拿大学者L.W.萨姆纳指出，霍菲尔德的分析有很多的局限，产生这些局限的原因在于霍菲尔德没有进行概念分析。如果这八个概念真是由霍菲尔德使用归纳法得出的，那么，仅进行简单列举归纳，又何以得出法律的最小公分母？在没有大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如果霍菲尔德的确以经验归纳法得出结论，那么，他那惊人的归纳信心或力度(inductive confidence or inductive strength)来自何处？在笔者看来，如果强调他采用了归纳法，那么，这种归纳只能通过基于概念的归纳理论获得理解。豁免是对命令与禁止的否定，与基本规范模态中的非命令存在着显见的对应关系。

如果我的某种规范关系不能让别人改变，那便意味着我有豁免。单独强调某一思路都是片面的，将它们合到一起就是特殊—普遍—个别的思维历程：从特殊问题开始，诉诸普遍法则，再回到个别问题，从而逐渐将原理具体化。

相反，能够认识到这一规范形式，恰是霍菲尔德的深邃之处[13] 归纳是依据既有的概念驱动而实现。[44] 参见注[15]，第153页。如果规则是禁止的形式，便是消极义务，义务的地位举足轻重。

[56] 权力是一个能动的要素，乃是对他人行为之意志表达。请求权的主体既可以提出请求，也可以不提出请求，不受命令和禁止的约束。单独强调某一思路都是片面的，将它们合到一起就是特殊—普遍—个别的思维历程：从特殊问题开始，诉诸普遍法则，再回到个别问题，从而逐渐将原理具体化。在内容上，否定无权利，就意味着可以提出命令与禁止，这种否定多出于约定或特别规定。

特权就是义务的例外，如果没有特权就负有义务。如此作业时，他将概念与它们的‘关联关系和‘对立关系或者class complement联结一体。

而未规定的领域代表着放弃评价的可能性，意味着不受次级规则的介入。其他领域是立法者在初始划界时有意设定的区域。

其次，第二组权能规范模态如下所示： （5）屈从 A-B（F）=权能B-A（F） （6）豁免A-B（F）=无能力B-A(F) （7）权能A-B（F）=屈从B-A(F) （8）无能力A-B（F）=豁免B-A(F) （5）表达了A对于B的屈从关系，即A遵守B以恰当方式创制的规范义务。[56] 参见注[15]，第147页。禁止与命令的区别涉及这两类规范的时间性质：一个被违背的诫律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被触犯了，但是一个未执行的命令人们总是还是去执行——今天，明天或后天，可能也只是在二十年之后。论及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时，劳埃德在《法理学》教科书中这样介绍：他的论文以混沌不清的司法推理为例。Wesley Newcomb Hohfeld,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Yale Law Journal,Vol.26, No.8(1917), pp.710-770. [4] Wesley Newcomb Hohfeld,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al Reasortirg， Yale Law Journal, Vol.23, No.1(1913), p.16. [5] 元在中文里意为基元、初始，英文表述为meta，直译为在后、后设，意指对规律的探究。相反，诫律可能超时代地被表达。

他以义务解释请求权等其他三个概念，反过来又用请求权等概念理解义务，第一组行为规范模态实际上就是以循环解释的方式陆续推导出来的。第二矩阵的四个概念中，责任具有初始意义。

[26] 参见邓晓芒：《〈纯粹理性批评〉句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7]若使处于被冷落地位的权利分析理论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加快自身发展。

[54] 参见注[15]，第162、163页。狭义的允许是对禁止的否定，没有被禁止，人们就可以为某行为。

[36] （二）权利的谱系 模态指向态度与倾向性，当它成为法律人或行为人的指令时，就必须能够以法律人认可的表达意义的符号表达出来，权利、义务等基本概念则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法律不会制裁这个医生，因为法律也不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主意。经验归纳重经验，强调从特殊到普遍。[18] 参见注[15]，第115页。

此外，法律请求在部分意义上是一种告诫，因为它呼吁另外一方在特定规范秩序中履行其义务，它可以启动诉讼程序，使潜在的威胁成为现实。霍菲尔德的学生柯宾虽然主张用八个概念已经足够说明法律关系的状况，但他却没能证成此学说，更多的只是在解释与适用的意义上将该学说发扬光大。

理解豁免必须着眼于其与其他概念的关系。[21]为了解释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概念，以下将诉诸规范这一更为基础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论述的开端。

[49] 参见注[15]，第152页。无资格以义务的形式保障豁免的实现。

[19] 罗斯也好，萨姆纳也罢，形式逻辑推导在两位法学家的论述中是贯穿始终的主轴。[3] 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Yale Law Journal,Vol.23, No.1(1913), pp.16-59。责任与豁免组成矛盾关系是决定性的，其决定了围绕第一矩阵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否可以通过法律行为加以干预。这一点在英美法中已然成为解释者稳定的期待。

[58]拥有权力者在意志能力上占据主导地位，权力是指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来行使这种权力。[18]相较于罗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萨姆纳借助语用学理论说明了规范表达上语言使用的差异性，例如，为什么刑法中禁止性规范多而民法中允许性规范多？不过，我们不能从复杂性的层面评论这两个理论的高下。

实现自由要求我们必须否定义务的内容，把义务进行反向转化，反之亦然。霍菲尔德在文章中确实援引过不少美国法院的判例，然而仔细分析文本就会发现，其所引的判例都以例证的方式出现。

要实现特权的内容，必须以对应主体的无权利作为保障。不仅如此，作为特权主体，若因为他人行为而不能为某行为，人们可以就此提出要求。